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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及铭先生，又侯及名，字友墨，号云谷，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书法家、画家、篆刻家。生前是中央文史馆馆员，可谓是国宝级的书画家。侯先生早年攻读史学，并获硕士学位，是俞平伯先生的得意门生。又自幼酷爱绘画，曾师承邵逸轩、李鹤筹学习花鸟画，向徐燕荪学习人物画，后又拜胡佩衡学习山水画。他是一位难得的修养全面、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书画人才，也是老一代书画家中为数不多的获有正式学位的学者型书画家。

我家与侯先生可以称得上是世交，有着多层关系。自幼我就叫他叔叔，在胡佩衡的学生里面，他也算是很有成就的了。在我向胡佩衡先生学习山水画的同时，也喜欢抹几笔花鸟画，胡先生就嘱我:“向及名学画花鸟。”从此侯先生也悉心教我，所以我们也是师生之谊。

侯先生虽然很有学问，在绘画上又极全面，却从不张扬，平时对人总是客客气气的，大家都说侯先生就是“礼儿多”，直到他晚年对年轻人也都总是礼让客气的。八、九十年代齐白石的孙女齐自来常和我们一起活动，大家都叫自来“齐大姐”，侯老也总是跟着我们这样称呼，开始还真弄得自来不太好意思呢。因为我和侯老是师生关系，每逢春节我都要到他那儿去拜年，每次走时他都要坚持送我们到大街上才肯罢休。这还不算，到了正月十五那天一大早他就会拿着元宵给我送去，弄得我真是有点难为情。有一年正月十五早上我正在作画，他去送元宵，就留下来看我画了一会画，后来他又提起笔当场在我那又窄又破的画室里画了一幅画送我。画的是两个柿子和一棵白菜，题日:“事事如意，丙寅，六尺画室明窗静几之前，侯友墨。”因为是送元宵来，没带图章，他就当时用颜色画了两个图章，一个是“友墨”，在名款的位置，是白文的，右下角画了一个闲章，是“虎年”，两个字是朱文的。这两枚章只是随手画出的，当时我真的很佩服他书法和篆刻的本事。还有一次我带着儿子到他家玩，正赶上粽子节，师母包的南方粽子，孩子很爱吃，他当时就记住了，连续好几年一到棕子节就把包好的粽子送到我家。儿子现在已经三十多岁了，仍还记得侯爷爷家的粽子呢。一九九三年侯老出了本画集《寿世画宝》，是老年人中国画教材，我在教学中向大家推荐了这本书，极受欢迎，就帮他卖了一些书。后来我给他送书钱去，他非常客气，在我走时他竟然叫了辆出租车，付了钱，让司机追上送我。司机追上我非让我上车，并说明有位老人已付了车钱，我没办法只好上车了。在车上司机问我们是什么关系，我把关系一说，司机很受感动，说什么不肯收钱，当然钱是侯老先给了的，他也只好留下，但是临下车时，他还一再说:“真是有学问的人那!在你们师生身上我学到了不少东西，对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可就是这样一个对谁都客气温和的好人，在六十年代末却无端地被下放劳动改造批斗了好儿年。当时侯先生正在北京火车站美工室搞宣传工作，就把他下放到行李房去搬行李，干体力活，还要常常拉出来陪绑参加批斗会。就是在这样身处逆境的时候，他的心境仍然很平静，和行李房的工人师傅们和谐相处。有时我到车站去送人，就顺便去

看他，他总是乐呵呵的，工人师父都亲热地叫他侯老师。

当然在我和侯先生半个多世纪的交往中，见面更多的是谈书画。我每次到他家除了去探望，大多时拿着一卷画稿让他看，为了不过多地耽搁老师的时间，事先我就已经准备好了向他请教的问题。每次他见到我的画稿总是认真审视，给予充分地肯定，说出哪里画得好，为什么好，哪里画得差，应当怎样画，说着还拿出纸，随时画出来让我看。当时他给我画的竹子样本，上面就讲了竹叶个字、分字、人字的不同画法，然后又画了叶子的各种组合，还画了小竹枝、竹杆的画法，现在看起来也是一幅比较完整的课徒画。在八一十年代我出花鸟画册时，整理出一部分画让他帮着把关，当看到一幅《春风》的画时，他还高兴地在上面题了二行字:“守涛贤弟，画麻雀杨柳，神来之笔。”在胡佩衡先生去世后，我画的山水画也经常请侯老看，每次总是在他的谈论中得到不少帮助。记得那时还常遇到王大观到他那里去求教。当时王大观先生正在创作长卷《京华残雪》，是一幅描写北京解放前夕情景的作品。在王先生这幅作品里，浸透着侯先生的很多汗水。当时我亲眼看到侯先生对整个卷子的设想、构制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大观都一采纳了。对北京前夕大街的样式和各种人物的衣着动作，还画了很多样子，很多建筑和树木甚至是侯先生画了，大观再描上去的。王大观的这副作品在美术馆展出时，开幕式我们都去了，当时我看到侯先生在贵宾室外站着，大观也只是对他淡淡打个招呼，心里很不是滋味，可是侯先生却不以为然，依然对大观表示热情的祝贺。侯先生就是一个这样平和谦恭的人，对一切向他求教的人，他不但有求必应，而且还总是尊重对方，从不摆架子。

我和侯及名先生相识五十多年，也是我向他学习绘画、学习做人的五十多年。在他身上我不但学会了很多绘画的知识，更学习到中国文人那种淡薄名利，温良恭俭的生活处世态度和高尚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