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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佩衡老师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三十五年了，但青少年时代随先生学画的情景，至今仍记忆犹新。每当我在艺术的殿堂里前进一步的时候，都会想起老师对我的谆谆教诲，他创作时严肃认真的神情，谈笑时的容貌和那朗朗的声，都会浮现在我的眼前。如果没有胡佩衡老师手把手地教我，循循善诱、由浅人深地为我讲解古今画论知识，我就不能取得现在的成就，可能至今仍是一个艺术的门外汉。    我祖父和胡佩衡先生是好友，他们时常在一起喝茶小酌，谈书论画，吟诗下棋。有时祖父带着我一起去，时间长了，也就和胡先生很熟悉了。当时常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齐白石先生，赵朴初先生，秦仲文先生，宁斧成先生，马逸伯先生(马溪山、解放初期北京文史馆馆长)。由于年代久了，当时我年龄又小，有些人已经记不起姓名了。聚会的地点大多是在中山公园的水榭、来今雨轩，还有四川饭店、西单曲园等地。因为我自小喜欢书画，又时常有机会接触这些大名家，耳濡目染，画画的兴趣也就更浓厚了。有一次在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我大着胆子把自己画的一幅画，拿给胡先生看，没想到胡老师大加赞赏，对我祖父说:“述唐(我祖父名张允恭号述唐)兄，我看守涛这孩子很有前程，就让他学画吧。”祖父听后很高兴，马上让我给胡先生磕头，但是我当时就不愿跪下磕头，只是站着三鞠躬。赵朴初在旁边赶紧打园场:“现在是新社会了，鞠躬也算数，这个拜师我作证。”当时在场的秦仲文、马逸伯等先生也都跟着附应要作证，可是胡老师一点也不生气，反而笑了，爱抚着摸着我的头说:“好，从今后你就是我的学生了，但一定要刻苦，将来才能有前程。”说着他呷了一口茶，想了想又说:“要做我的学生有两条要求，第一要好好学习学校里的功课，尤其是要学好国文、历史、地理，这样将来才能读好画史画论，才能有机会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有出息的画家;第二不但要临摹古今名画，更要注意写生，要多画写生的画。”当时我还小，对这些话似懂非懂，只是机械地点点头。从此胡佩衡老师带我一步步走进了绘画艺术的殿堂，与书画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我拜胡佩衡先生为师，直到一九六二年胡先生去世，在这十几年中我一直跟随先生学习绘画。由于当时我们都住在阜成门一带，家离得很近，老人们常来常往，几乎每隔几天我就能见老师一次。每次见面我都把习作拿给他看，他总是细心地进行评点，提出他的意见，也常当场给我画一些小稿，这些画大多是画在一种皮纸上，至今我仍然保存着一些。   

最初胡老师主要教我临摹一些古人的作品，他常让我看一些自己收藏的古代真迹，看得最多的有王石谷、石涛等人的作品，还有几件宋、元的作品，当代画家的数齐白石的多。每次他都详细地讲解画上的山和树的画法，构图的方法，也分析这些作品的优缺点。在古人里他很推崇马远、李唐、李成、王石谷等人，而现代画家里他最推崇齐石，认为齐白石是全才。对当时还很年青的张仃的评价也很高，认为张仃先生既有革新精神，对传统又吃得透。在看时，他总是强调对前人留下的绘画遗产，不能简单地看作一种形式主义的公式。他说:“传统绘画技法是前辈们在长期的活实践和创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具有高度的科学性，是祖国文化遗产中很宝贵的一部份。”记得一次我在学校看到的一本书里谈到“五四”运动时，陈独秀说过中国画要首先革四王的命。我回来讲给他听，他很不以为然，说:“对四王不能一律都否定，其中的王石谷还是有自己面貌的。”说着他还举出王石谷对景写生的例子，他认为王石谷的功夫很深，鉴借广博，能集诸家之大成，自成一家，是很了不起的大画家，但是由于时代的限制缺泛深入的生活。他还说:“过去崇尚王石谷是浮名过实，现在把王石谷一概否定也是不公平的，是一种对绘画遗产的粗暴态度。”老师多次提到:他非常赞成毛主席提出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主张。他说:“我们应当正确认识古人的优点缺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使我们的文化遗产发扬光大。”以后他应上海人美之邀撰写中国画家丛书《王石谷》时，详尽地阐述了他的这一观点，表明了他对待传统绘画遗产的鲜明态度。在我有了一定的绘画知识后，胡先生开始教我临摹整幅的绘画作品。他要求我首先分析研究原作的构图，山石的皴法，画树的笔法，然后选用与原作相近的纸，以及原作者创作时所使用的相近的笔，再开始临摹。他告诉我:“临摹必须明确目的，是为了汲取古人的经验，学习古人的技法，为创作打根基，而绝不是抄袭名画的形式，临摹绝不是复制。”“一定要认真研究古人的优秀技法，只有对传统吃得透，才能画出富有民族风格的作品、真正有生命力的作品。”

经过一段时间的临摹学习，他开始要求我画写生。最初他强调用传统技法进行写生，这正体现了他一九一八年所说的“用古法写生，由写生而创作”的主张。后来他还带我去西山碧云寺、戒台寺院外的山坡上去画松树，颐园、北海公园画柳树，中山公园去画柏树。他认为这些地方的树各有特色，很值得一画。每次去除画较精细的写生外，他还要求我画速写，并且锻炼着画记忆画。他说:“用速写和记忆的方法作实景画，更能抓住当时的感想，也更有利于取舍。由于是凭记忆画，自然是与主题有关的加强了，而不太重要的部分就减弱了。”他还说:“用这种方法回来进行创作，也更有利于笔墨的发挥，气势连贯不受拘束，更容易画出精神来。”每次带我出去他自己也同时画很多子，大多是画各式各样的树，回到家里他就抓紧整理。有一次从西山回来，我根据速写画了几幅松树，兴致勃勃地拿去给老师看。谁想到一进屋，只见满屋子铺天盖地到处都是松树，原来老师一回来就没闲着，下了这么大的功夫来整理速写，难怪老师的松树画得那样挺拔雄伟，气势横生。那时老师已是近七十岁的老人，早已是大名家了，还仍然这样勤奋。当时我自得的心情一下子没有了，真有点不好意思让老师看我的作品。胡佩衡老师研究学问、作画，一向就是这样严肃认真、刻苦顽强。尤其到了晚年，他虽身患重病，却依然每天作画不止，甚至在逝世的那天晚上，还在坚持作画。恩师这种把毕生献给中国画事业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成为时刻鞭策我的力量。在我很小的时候还有一次老人们在水榭聚会，老师让我到水榭西边的假山边去画写生。当时我太小，只觉得离开这些老人们，一下子自由了，象出宠的小鸟，尽顾了抓蛐蛐，把好好的宣纸卷了蛐蛐筒，直到肚子饿了，才发现快到中午了，一想老师要检查作业，这才展开纸匆匆地画了一张。回去胡先生一看就来气了，又见我手里谋着一把蛐蛐筒，气得举起手仗就要打我。从此以后，每次出去写生，画速写，我再也不敢有一点懈怠，总是认认真真地完成，再也没惹胡先生生过气。而且无论走到哪里，身上总带着速写本，随时见什么画什么，养成了画速写的习惯，这还多亏是胡老师用手仗打出来的呢。这事已过去几十年了，可是至今记忆犹新，现在我即使出去不是画画，身上也总是带着一支笔和一些纸片，随时把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东西画下来，回来整理后以备创作为素材